在UCSI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的钢琴演奏会上，琴声如雨，穿透心灵的旋律在空气中回荡，使我沉醉其中，也唤起我与音乐之间那段颠簸却又深刻的缘分。音乐于我而言，并非始终如影随形，却总在生命的关键节点，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出现，陪我度过每一个成长的转折点。
我与音乐的邂逅始于童年。那时家中有一台父亲购买的大型卡带录音机，是我最爱的“玩具”。我记得那卷不知来源的卡带中，录有几首琅琅上口的儿歌：
“吹口哨向前行，
寻找快乐人生，
肩并肩去踏青，
野外好风景。
旭日升照当空，
太阳已无影踪，
高山流水美如画，
尽入眼帘中。”
至今仍可脱口而出。那是声音世界带来的第一个温暖记忆，它未必专业，却是最初的陶冶。尽管从现代音乐教育角度看，这些内容未必符合儿童音乐发展的系统性，但它却真实唤起了我对节奏与旋律的初步感知。
步入小学，遇上梁秉熊老师，是我正式接受音乐教学的起点。他总在钢琴前边弹边唱，为原本平凡的课堂增添无尽的生机。在善长人翁支持下，马口华小成立了小型乐队，我尝试学习吹喇叭、笛子与萧，但都因技术或嗅觉障碍无疾而终。音乐虽然一次次接近我，却也一次次离我而去。教育心理学研究指出，儿童阶段若遇到未能克服的技术困难，极易对音乐产生挫折感并导致早期退出。我正是如此，在挫败与不适之间放弃了对乐器的追求。
直到六年级，我重新站上歌咏队的队列。我们唱着《一群姑娘一群羊哟》，旋律轻快，但少年之声终究难逃变声期的挑战。喉结突起，嗓音低沉，我再次退出音乐的舞台。研究显示，男童在变声期若缺乏适当的声乐引导，极易失去自信并终止歌唱发展，我的经历再次印证这一论断。然而，音乐并未彻底离我远去，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潜伏，等待时机重返我的生命中。
中学时代，音乐变成一种消遣。我在年终假期打工时被同事带去卡拉OK，那晚我唱的是郭富城的《雨中感叹号》：“斜斜大雨倾洒窗外小马路……”歌词与旋律融合成心中不灭的记忆。此类粤语流行歌曲在1990年代承载了无数青春的感性表达，也塑造了一代人的音乐审美。那一夜，我感受到音乐是内心世界的出口，是语言无法诉尽之处的替代者。
高中时期，我身边有几位热爱音乐的学生记者朋友，聚会时常有人弹起吉他，大家一起合唱周华健的《朋友》。歌声中，我们笑谈青春，仿佛世界只剩下旋律与友情。大学时期的好友健鸿，擅长演唱动力火车的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，曾在周金亮开的海螺餐厅即兴演唱，风采依旧历历在目。那种无拘无束的即兴表演，体现的是青春、勇气与真诚情感的释放，是音符之外的生命律动。
后来我到英国攻读博士，在华威大学教育学院发现了一间琴房，成为我与音乐重续缘分的避风港。我常在那里弹奏哈农练习曲，一点一滴重拾技巧。学妹王晨教我用MIDI软件编曲，我便自弹自唱，用LG手机录下旋律，回琴房把它们谱写出来。音乐成为我与学术之间的桥梁，亦是情绪与灵感的载体。与同学徐丽敏达成“技能交换”——我教她开她前男友送的标致车，她则在华威艺术中心的琴房教我钢琴。尽管课程只上了几次，但那段记忆如琴键敲出的共鸣，至今未散。
如今成为博士生导师，命运又将音乐带回我身边。这些年，我陆续指导了多位音乐教育相关硕博士生：钢琴方向有杨传庆、王云、曹梓童、解玲玲、Do Hai Ngan；声乐方向有武文波、蒋河、乔潘、管兴智；舞蹈方向有李娇露、杨孟、王泽心；西洋乐器有刘颖、乔苏颖；传统乐器有卢惠、王文君、胡丹、韩菲然、刘亚普；戏剧表演方向的则有张铎。他们在各自的研究与实践中延续了音乐教育的火种，也让我继续沉浸在音乐世界之中。
与此同时，我也自学了手碟鼓（handpan），这是一种结合打击与旋律的乐器，音色空灵深邃，每一次敲击都带来内心的宁静。研究指出，手碟鼓能有效降低焦虑并提升专注力，也正好补足了我日常繁忙学术工作的节奏调节。
音乐，从未真正离开过我。它或高亢或低吟，或静默或激昂，是我生命里一首未完的旋律。即使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出现，它始终引领我发现自己，连接他人，安顿心灵。愿我能继续在教学、研究与创作中，将这份音韵之情传承下去，润物无声，曲尽情深。
